茅书诚追踪的目标叫束炳澍。
他是和陈延年一起被捕的黄竞西的同乡。国共合作期间，黄竞西介绍束炳澍加入共产党。“四·一二”后，束炳澍来到上海，投奔黄竞西，电话里再三要求相见。
因为束炳澍贪过党的经费，黄竞西没有见他。但在束炳澍一来二去的电话纠缠中，黄竞西不慎说出了他要参加省委会议。
更致命的是，他竟然泄露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。
束炳澍如获至宝，立即密报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陈群，并且亲自引导军警登门缉捕。
束炳澍当场指认了黄竞西，但他不认识陈延年，所以，当时陈延年的身份还没有暴露。
与陈延年同时被逮捕的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很快就叛变了。他虽然没有出卖陈延年，但是，后来他出卖了继任JS省高官赵世炎。
束炳澍还主动告诉陈群，他从黄竞西口中知道，江海关有一个二等稽查员和妻子都是共产党。
回想与黄竞西的几次电话，他判断，这个海关关员的家中藏有黄竞西控制的一部备用电台。
军警认为，黄竞西是中共JS省委宣传部长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于是，他们在全上海设卡盘查，针对的就是茅韵声夫妇。
军警没有上门抓人，主要是因为，束炳澍只知道那个海关二等稽查员的家住在东照里，但他不知道茅韵声的名字，也不认识茅韵声。
事发时，束炳澍就躲在路口的一家茶叶店里喝茶，等待嫌疑人出现，他就出来辨认。
从茅韵声的角度，他想到的是，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、韩步先、黄竞西三位领导同志。包括陈延年在内，四个人都认识他。
他们中只要有一个人叛变，他和沈芸就暴露了。
所以，他们必须尽快撤离。撤离之前，必须把电台转移到安全地方——江海关的办公室。
没有电台，就没有证据，即使被捕，也还有回旋余地。
茅韵声身上揣着两枚手雷，一手拎着柳条箱，一手挽着沈芸的手。沈芸招手叫黄包车。
一辆黄包车向他们飞奔而来。对于黄包车夫来说，茅先生、沈太太是老主顾，是大好人。
就在此时，一个相貌标致的军警喝令：“站住！”
黄包车夫应声止步了。茅韵声看到四个军警，雁阵一般朝他冲过来，像一张扑面而来的鱼网。
他知道，自己判断错了，没有想到会有军警抵近盘查。
其实，茅韵声没有错，因为他不知道有一个叫束炳澍的叛徒存在。如果没有束炳澍，军警不可能全上海到处布警盘查。
顷刻间，茅韵声想到，军警必然要他打开柳条箱，必然看到电台。于是，他塞给沈芸一颗手雷，小声说：“我们分开跑，在十六铺码头会合。”
实际上，他心里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，只是想尽力掩护妻子逃命。但是，这个希望要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茅韵声拎着柳条箱朝北跑，沈芸朝南跑。两个人都没有跑过十步远，分别被两名军警开枪击中腿部……
出卖了同志的束炳澍，被二十六军授予中尉特务员，在二十六军军警特务连供职。
同时，他还得到五根金条的赏金：抓捕陈延年赏两根，抓捕郭伯和、韩步先、黄竞西各赏一根。
这五根金条让束炳澍心里膨胀了。
他说：“我还认识好多好多共产党，他们都在上海。给我时间，我能够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。”
军警特务连当然求之不得，让他继续抓捕共产党。但他提出一个建议，将孙世杰和程为平调到特务连，与他配合。
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。当然，孙世杰和程为平也求之不得。抓捕共产党得到的赏金，比提脑袋打仗更安全，比当军警更容易发大财。
一拍即合，他们组成了一个抓捕共产党的小组。
三个人都脱下军装，根据身份需要，不断地变换着便服。他们像幽灵一样，游走在束炳澍认为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。
凌霄的锄奸队也在搜寻姓束的叛徒，但是，他们不认识束炳澍，甚至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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