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治四年（注：1866年），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，而后又改为“南洋通商大臣”，先有江苏巡抚兼任，后由两江总督兼任，驻地也由上海移至江宁（注：南京），这是‘南洋’的由来。
同治九年（注：1870年），裁撤三口通商大臣，裁撤后，原分属于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的直隶、山东、奉天三省的通商、洋务、外交、海防、关税及官办工业等事宜均归直隶总督，并颁发钦差大臣关防，称‘北洋通商大臣’，而当年李中堂便是这直隶总督，因此也便成了这首任的‘北洋大臣’。这便是我‘北洋’的由来。
本来两者职级相当，只是分别署理南北洋务事宜，只是直隶总督本就为天下第一督，清廷又命李中堂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与各国斡旋外交，因此在朝中渐渐压过南洋。起初，曾文正公督南洋，曾文正公去后何璟、张树声、李宗羲先后都督两江，因皆于李中堂交好，南北洋相安无事，直至刘坤一、张之洞先后都督两江，因与李中堂政见不睦，南北洋形势便愈发胶着。
甲午之时，我北洋苦战倭人，朝野内外多次提议南洋应速派兵北上共御倭寇，可南洋方面屡次推诿，致使我北洋水师全没。战后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南洋诸公加之朝野皆归罪于李中堂，言必称‘卖国’，可是若当时南洋诸公抛弃成见，共赴国难，以南洋水师之兵力巡弋倭国海域，甲午之战结局尚未可知。自此之后，我北洋与南洋便势成水火到如今。”
“两位老师，现今南北分离，归根结底还是南北之争？”邱镡听完之后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。
其实历史上民国建立初期，一切平稳，可是‘宋案’之后的二次革命却打破了这种局面，邱镡前世在书中也看过国内外对于民国初年政治的评论，尤其是关于‘宋案’，后世有部分评论文章也有说法“可能某后凶手并不是袁世凯，而是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”。
再看看发动二次革命的可以说是南方的革命党人，可是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南洋新军，所以二次革命之后乃至于其后发生的‘护国战争’、‘护法战争’，都是南洋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对抗。只不过前清先是李鸿章对刘坤一、左宗棠；而后是袁世凯对张之洞，而到了民国则先是北洋政府对抗南方反对派；而后是国民政府与各地军阀的争斗，说白了，南北洋的争斗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军政之后才算结束。
“云济所言，也不尽然！”袁世凯听了邱镡的问话后说道，“除了南北洋之争，背后则是列强之争！你云济在西北虽只有一年半载，可是借助美国人之手，快速发展，美国人为什么愿意帮你，我想道理你很清楚！”
邱镡听后点了点头，这时就听袁世凯对着徐世昌说道：“菊人兄，可否在屋外稍待片刻？”
徐世昌听后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起身离去，待徐世昌将屋门紧闭袁世凯继续开口说道：“云济，今日你我相谈，不为其他，只为北洋！”
“当年庚子国变后，李中堂奉命与列国斡旋，而后签订和约，中堂卖国之名更甚。和约签订后，十月下旬我自山东来到京城，在那贤良寺内，如今日一般，只李中堂与我二人，你可知李中堂对我何说？”
邱镡摇头道：“学生不知！”袁世凯听后说道：“当时李中堂已是弥留之际，我与中堂交谈时间并不长久。中堂只对我说‘项城，你乃国之干才，今虽也为封疆大吏，督抚一方，但你性格尚不稳，磨炼亦不足。而后朝野行事、用人观人当思之再三，为官忍辱为要，个人荣辱不必过多计较，以国事为重。我当了一辈子这朝廷的裱糊匠，只可惜到头来全是一场空。汝莫要效我，若这清廷不可守，你自当有新谋划，这北洋上下我就交给你了！’”
听完袁世凯的诉说，邱镡很是震惊，这是历史书中不可能记载的事情，没想到李鸿章临死之前却有托付北洋之事，要知道在后世人史学家的眼中，李鸿章的北洋和袁世凯的北洋不是一回事，但是真是这样吗？
要知道李鸿章的北洋脱胎于他所创立的“淮军”，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班底段祺瑞、王士珍、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等人皆出自淮军之中，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，而当时学堂中任教的除了李鸿章延请的西洋教官，其他人等皆是淮军将领，包括袁世凯自己也有很深的淮军烙印，其起家于淮军吴长庆处，而其叔祖袁甲三、养父袁保庆皆与淮军上下有同袍之情，由此便可知道袁世凯的北洋与李鸿章的北洋到底是不是传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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